大先生一直愛護兩個弟弟。自己遭受傳統婚姻束縛，尤其認同二先生的自由戀愛，即使對象是東洋姑娘。
1919年，大先生先在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買了一棟宅子，再返鄉賣了老宅，將母親、妻子接到北京。二先生一家、三先生也都住在一起，維持大家庭格局。大先生把薪水、稿費、教書鐘點費都交了出來，讓二先生夫人羽太信子當家，支配家計。誰知信子排場闊綽、揮霍成性，搞得赤字連連，大家頭大。沒兩年，三先生先便搬了出去。
1923年大先生受不了，帶著夫人也搬了出去，找到磚塔胡同那個有間「老虎尾巴」可當書房的房子，修繕好，回去八道灣搬雜物、書籍，兄弟起了正面衝突，二先生影射得很難聽，大先生怒極，從此兄弟反目，還取了個筆名「宴之敖」，用誌此恨。他自己的解釋是：「宴从宀（家），从日，从女；敖从出，从放；我是被家裡日本女人趕出來的。」
遷居後的大先生，埋頭譯述創作，1925年繼《苦悶的象徵》，又翻譯、出版了日人廚川白村的《出了象牙塔》，列入「未名叢刊」之一，首印3000本，並留毛邊本若干，這與後來的北新書局版多有不同，日後身價遂也相去甚遠。
留住八道灣的二先生，不遑多讓，文章一篇一篇寫，書一本一本出，舊宅書房成了有名的「苦雨齋」，師友雅集，幾無日無之。1935年，「家變」10多年後，堪稱散文代表作之一的《苦茶隨筆》問世，「忍過事堪喜」成了二先生激賞的名句，誰知「開到荼蘼花事了」，沒幾年，二先生識得破，忍不過，竟自失足跌下海去了。
大先生周樹人，筆名魯迅；二先生周作人，筆名豈明、遐壽等。
不能沒有大先生、二先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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